蒙学溯源：传统家塾中的读书人（你能想象六年蒙童“读”多少书吗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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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碎语：

清末民初的私塾教育回忆录，

看了几百篇，

已被深深触动……

我华夏万里，

竟无一处，不是这般：

令人叹为观止、感通天地的教育。

她本于天性：

尊循人性、化引禀性、成于习性。

别忘了，

这只是最后一代，

接受了半截蒙学教育的前辈，

何况那些接受了，

系统蒙学教育的先祖先贤呢！

我们曾在诸多方面，

一路领先（断绝于清朝），

都是这般教育的奠基。

读完沈刚伯先生的这篇，

家塾教育回忆录，

身心震动，无以复加……

这是清末民初以来，

最受震撼的一篇。

作为教师，

面对教育，面对孩子，

是否对得起这天下英才？！

绝地逢生，

真正的传统蒙学体系，

一定会：

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

传统家塾中的读书人

三朝上黄牛，三暮行太迟。

三朝又三暮，不觉鬓成丝。

这是李白形容西陵峡南岸黄牛岩之高大和逆水行舟之艰难。在这座耸入云天的大山背后，有个小地名绕围坡，因水绕山围故名，山上有块风水宝地叫学堂包，这里地势平坦，依山傍水。

在晚清和民国时期，这里世居着一户耕读为本、孝友传家、五代书香的宜昌名儒沈达轩(1841-1921)及其后代。沈达轩晚年极力支持其子沈明道赴日留学，寻求新思想，新文化。极力主张女子天足、男女平等，认为女子应受教育。他将其媳娶进沈家后，先令其读书识字。其子明道曾任枝江县知事，未及一年令其返乡兴学，在示子家书中写道：“官可不做，而书不可不读”。解放初期，沈氏家族的故居曾作学校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。

沈刚伯（1896.12.04～1977.07.31），沈达轩之孙，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暮阳村人，台大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。从四岁识字发蒙，到十一岁考入方言（外语）学堂，前后也就六年时间跟在祖父身边接受了半截的传统蒙学教育。

一、识字发蒙

小刚伯4岁时祖父教他识字，发蒙的书是《史鉴节要》，这是一本谈中国历史的四言诗。他开始每次教四句，然后由四而八，而十二，以致一次二十句。早饭后先教每个字的发音和意义，在逐句讲解，带着他念，等念顺了口，便另外用纸把那些字随意的一个一个地写出来让他认。字都认得了，意义也大致晓得了，便算功课完毕。这大概费时一个到两个小时。

此外，还教他一些云雨风电、草木鸟兽、耕耘收割有关知识、故事和神话。也往往讲一两首可以描写当时景物的短诗要他念。像这样时读时停，经过两年，他已经记得不少历代大事和五、七言绝句。

二、六岁入学

从六岁起，他才正式读书，开始写字。书仍然是他的祖父每天早晨断好句读（逗）后，讲给他听。讲过，祖父便不管了。而由另一位姓董的家庭教师监督他读、背和写。第一段能读、能背后，再读第二段。每天从早饭后一直读到日落，上下午各休息两次，每次休息大约半个小时，夜课却是没有。

教他私塾的董先生当时已年近四十，是沈刚伯先生祖父门下一个最无成就的学生。曾经历几十次小考，连秀才都没有考上。董先生对小刚伯十分客气，小刚伯经常乘背书的机会，揪他的胡子，玩他的烟袋，甚至有时候把他的辫子系在椅子上，或是放个小虫子在他的衣袋里，董先生总是一笑了之，从来不责备。

初读书的孩子，总是先读完第一部，再读第二部。要几年以后，才同时读两三种书。祖父教他读书的顺序：一是《朱子小学集解》；二是《孝经》；三是《论语》；四是《孟子》；五是《大学》；六是《中庸》；七是《诗经》；八是《书经》；九是《易经》。这些书限在两年内读完，四书和诗书二经连注释也要背的。

沈刚伯七岁时，父亲沈明道从日本留学回国，任教于武昌文普通中学堂。他们全家就在甲辰年初春移居省城。祖父每年夏天返乡度暑，年节往往返乡度岁，其余八个月全用来教孙子读书。

三、家塾课程

课程是：上午读经，晚上读诗（用沈德潜编的《古诗源》做课本）。下午读古文（古文词类中选出），写大字一张，小字一百，逢三、八做文章一篇。

祖父回乡时，仍是按时作文（题目是他预先出好留下）。两年内，除读诗文外，还依次读完了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。

四、温书圈读

以后两年，每天早起温经书一卷。其余时间用来圈点公、谷二传和正续《资治通鉴》。每天点完若干页后，便呈祖父审阅，点错了地方，祖父便用墨笔改正。他在祖父的督责之下，两年内完成了这四部书的圈点工作。

沈刚伯十一岁时，考入湖北方言学堂，那时他的祖父已经六十五岁了，他从此返乡，不再涉足城市，也无法顾及孙子的学业了。沈刚伯在校三年，学习非常用功，废寝忘食，到了夜晚总是用微弱的灯光看书，以致将眼睛弄成了近视。他看完了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文选》、《方舆记要》，乃至《金刚经》、《华严经》都看过。《六祖坛经》是看完了，他是当小说看的。这三年中，他曾经细加玩味过的书是《通鉴论》、《宋论》、《明夷待访录》和《新民丛报》。他说，他所学的一点知识都是从这四部书中得到的。

1911年，沈刚伯先生在湖北方言学堂毕业，时年十四岁。次年考入湖北文华高等学堂，刚上几个星期的课，武昌首义爆发。此后世道变了，学制也变了，便只身投入社会。他少时所受的教育，实际上到此为止。

1913年4月，沈刚伯先生接到父亲的来信，赴省城报考高等学校。他的理想是报考北大，由于时局未宁，其父不准北上，不得已只好报考武昌高等师范学校。入校后，他写了一篇《述志》的短文，寄呈祖父，报告他选学师范学校的理由。原文如下：

叹天地之悠昧，伤邦国之杌隍。

争美景而学制，妄自扰之庸劣。

嗤夸父之饮河，哀望帝之啼血。

审事理之相乖，信义必之当绝。

临歧途而徘徊，怅去从之难决。

将量才以适性，岂苟图乎哺啜。

无开物之天工，乏和露之玉屑。

厌糟粕之韬铃，鄙迂陋之绵绝。

振木铎于文教，救玉兰之摧折。

姑舒卷而随时，从污隆以养掘。

1917年，沈刚伯（时年21岁）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，即留校附中教授历史与英语。沈刚伯先生把精力孜孜不倦地放在教课和开设更多新课上，他从不去出版专著，也不曾发表过一篇长篇的学术论文，他的学术业绩都在受业学生的笔记上。对此，他解释说：“学无止境，思想见解有不断演进，对事物评价并非一成不变。但有些人少壮时以某学说一举成名，经其余生，则全力以辨护（其）旧说；虽或自觉昨非而今是，也缺乏承认之勇气，结果（其）学问恒无进益。所以真正代表一个人思想的，应是他身后遗留的著作。”

沈刚伯先生终身以教学为乐而不改其志，精研历史终身不辍，主要原因是他接受了祖父的教育与熏陶。他说：“我对祖父十分崇拜，他的一言一行，都对我产生极大的影响。如祖父生平痛恶抽鸦片和打牌赌博，我至今不打麻将；祖父主张童子不衣裘帛，我到了23岁才穿羊皮袍；祖父不恶衣恶食，我便习惯了衣履不整。祖父生平最痛恨贪官污吏，常说：书不可不读，不读书，便不能明理，不知做人；一作官，就得同流合污，纵不存心害人，也会无心误事。”

1961年，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，由当时的文学院院长沈刚伯教授兼系主任。先生虽非专长于国学，但是对于充实该系之图书设备以及师资之延揽却十分注重，使得该系能够在良好的环境、优良的师资和设备之下茁状成长。先生治学严谨，为人和蔼可亲，对同学均深致期许，常说“士之致远、先器识后文艺”。

1965年6月，图书馆学系第一届毕业同学共25人，沈刚伯先生赠言曰：“图书馆学系是台湾大学的一个新系，我们要养成日新又新的精神，不断吸收新知识、学习新方法、扩充新设备、培养新人才，以刷新发扬我们已有了两千多年历史的图书馆事业和学问。”

沈先生晚年致力于国史及中国文化之阐发，并对中西上古学术思想作比较研究，解析入微，见地新颖。一生淡泊名利，不求闻达，全心贡献教育事业。他赋性淡泊，不重修饰，长年一席长衫，一头乱发，一支香烟，被誉为“台大八景之一”，和那位大热天还穿长袍的学生李敖并列为“怪景”。对学生“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”

沈先生终生信守的箴言是：量才适性，敬业爱人。他说“惟有量才适性，才能成就其融贯古今，博通中外的大学问、大见识；惟有敬业爱人，才能讲学杏坛前后六十年，淡泊自甘，不改其乐，作育英才，功在国家。”

沈先生虽然终身致力于大学教育，但是他最为关注的是小学教育。他说：“今日最迫切、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大学教育，而是小学教育、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之急需充实、改进、扩充与加强。社会上的多数人偏值此而不顾，而苦谋大学的扩张，真未免太缓其所不当缓，而急起所不必急了。”他说：“根据我小时候读书的经验，深信小学教育之重要远在大学教育之上，因为一个人的志趣完全是在小时候培养成的，所以我认为至少要注意以下三点：

一是注入式的教育远不如鼓励儿童自动阅读之有益（批注：故传统蒙学都是以学生自学自读为主，教师只是辅助其完成而已）。

二是抽象的理论千万不可强迫儿童阅读，读了是会发生反作用的（批注：故传统蒙学都是以细微可感、触手可及的生活教育为根基，所谓洒扫、应对、进退、接人、待物）。

三是儿童读物务须文字简明优美，枯燥芜秽的作品绝不能教育学生攻读，写出来是白费纸笔，教起来更是浪费光阴。我从志学之年起，便想写一套富有启发性的儿童读物，然而年龄愈大，便愈觉下笔不易，世变愈急，更愈感选择材料之难，荏苒至今，而已，而已！”（批注：故传统蒙学的教材都是格律优美的韵文、读来琅琅上口，雅正古朴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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